绽放吧,雪域高原上的格桑花—回忆我父亲于凤山在甘孜的战斗岁月

序言

值此十八军进军西藏70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55周年暨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之际,撰写此文,以此来缅怀那些为了解放西藏,为了西藏及康区的和谐、稳定、建设、守卫、扎根、建功而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甘洒热血的戍边儿女。在五十年代之初,那些革命老前辈响应党中央 、中央军委“向西藏进军,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建设西藏” 的号召,义无反顾地随大军挺进西藏,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坚守西藏、乃至康巴区工作的感人故事。我父亲于凤山在世时,在耄耋之年仍然念念不忘在西藏、康区工作战斗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常常向我讲起他和他的战友们在西藏、康区战斗、建设、守卫的经历。五十年代,我父亲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甘孜做机要交通工作。他说:“我们机要交通人员那时候都很年轻,也就是20岁左右,甚至年龄更小。我们在高原极度缺氧的恶劣自然环境下,在托运“使者”牦牛的陪伴下,不辞辛劳、翻山越岭,,冒着泥石流、雪崩、山崩、塌方的危险,克服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听了父亲讲的这些故事,我深受感动,决心把他们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谱写成的人生乐章谱写出来,让后辈儿孙永远铭记他们,永远怀念他们。我们一定要代代相传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优良传统,不忘先辈革命的初心,勠力同心,砥砺奋进,建设好、守卫好祖国西南边疆,让格桑花开遍雪域高原。

一、肩负使命  进军甘孜

 父亲于凤山于1930年出生于晋北一个偏僻的山村,我曾祖父为地主家扛长工,我祖父一边务农,一边行医养家糊口。抗日战争后期,家乡来了八路军,抗日的烽火在家乡桑干河畔随之燃起。1945年、46这两年,大伯于凤舞与父亲先后参加革命队伍。父亲在部队表现积极,听党的话,思想上要求进步。在行军途中,他总是抢着为战友背枪、子弹带、手榴弹、背包等物品;到了驻地的时候,他不顾长途奔袭的劳顿,总是把背包、枪往下一方,就忙前忙后地为伤病员、生病的战士打洗脚水,让他们泡泡脚,缓解一下长途急行军的疲劳。而且他作战勇敢,总是冲锋在前,表现出那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因此多次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

 

光阴荏苒,转眼间已经到了1949年,在这不平凡的这三年里,父亲于凤山在革命队伍的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不再是刚参加革命时思想幼稚的那个小鬼了,他的革命思想逐渐成熟了起来,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连队指挥员。在1949年,父亲所在部队华北补训兵团先后参加了一个阶段太原战役、平津战役的外围战斗,他们随即和其它几支大部队南下加入第二野战军序列,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南京,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在此期间,父亲从野战部队被选派到了驻重庆的二野军邮总局工作。从此,他与军邮结下了不解之约,长期在在康藏线上从事军邮(机要交通)事业长达十年之久。

1950年2月,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第十八军接受了上级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指示。当时,父亲在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军邮一站任机要交通组组长。一天上午,他们突然接到通知,集合开会。在会上,一位上级领导作了热情洋溢的动员讲话。他说:“党中央、毛主席已发出了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指示,进藏部队缺乏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尤其需要具备机要人员素质的党员干部,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入藏大军,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贡献。” 

 部队将要进藏的消息引起大家思想上的强烈反应,内心十分纠结。一部分同志认为部队连年征战,可谓劳师远遁。况且很多人婚姻、家庭等方面的问题都没能解决,都希望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后,或成家立业,或与家人团聚,过几天安逸太平的日子;因此产生的厌战情绪非常浓厚;一些个人问题较少的青年干部,则对执行新的任务有不同的想法,他们觉得西藏是个鲜为人知、赋予神奇色彩的地方,再则,革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到雪域高原上见识见识未尝不可;大多数同志,尤其党员干部虽然心里有那一丝的犹豫,但那种念头瞬间即逝,他们摩拳擦掌,开始写请战书,随时听从党的召唤。父亲的内心也在激烈地进行着思想斗争,他思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到:“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15岁山里娃,在革命队伍里,在党的悉心培养下,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党员和优秀的机要交通干部。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心甘情愿舍家抛业,冒着枪林弹雨、生命危险,从北方一路打过长江,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可以说,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没有退却过。一切个人得失,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共产党员,应该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应该具有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高尚革命情操。”想到这里,他内心感到极为惭愧。心想:“作为一名党培养的干部,怎么能够舍大义而顾小家?”他毅然奋笔疾书,写好了去西藏的请战书,毫不犹豫递交了上去。

几天后,父亲和其他战友要求参加进军西藏的请战书批下来了,他被分派到了十八军继续搞他的老本行-军邮。接到调令后不久的3月29日,他随十八军进藏北路先遣队从四川夹江县出发,踏上了向甘孜进发的常人难以企及的艰难征程,从此揭开了向西藏进军的序幕。一路上他们一边剿匪,一边还要克服极端自然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困难。可以说,他们“背着公路” 进藏,为藏区各族人民带来了新生和希望,也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精神铸就了不朽的“老西藏精神”。

前方由于不通公路,再加上川西土匪猖獗,征粮、修路受阻,他们先遣部队不得不绕道新津、邛崃、名山,整整用了三、四天时间,于3月31日、4月1日部队陆续到达了雅安。再向西行,已无公路,物质全靠人背、马牦牛驮运。

由雅安再出发时,部队总共只能带二十天的粮食。为确保这点粮食能坚持到甘孜,部队必须每天行程六十公里左右,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域高原,每个战士负重四十公斤上下,日复一日如此长途徒步行军,大家体力消耗极大。

1950年4月11日,他们先遣队开始翻越海拔3437米的二郎山,它是进军西藏要翻越的第一座大山。这里气候变化异常,山顶有很厚的积雪,山上的蜿蜒小路泥泞不堪。加之高原空气稀薄,爬山时气喘嘘嘘,不时有人滑倒,衣服溅满泥水,还有人划破手脸,鲜血直流。父亲与战友们经过两天奋战,越过了二郎山。正是由于二郎山险峻、难以逾越,在人民军队以非凡的意志征服了二郎山、修通了川藏公路后,《歌唱二郎山》这首好歌因之脍炙人口、久唱不衰、影响了我们几代人。

行进途中,部队遇到的第一座铁索桥横跨飞仙关两岸。桥面上铺着稀稀拉拉的窄木板,左右摇晃的很厉害,人一踏上去感觉心脏咚咚跳地特别厉害,并且头晕目眩,更别说让骡、马、牦牛走了。情急之下,父亲他们只好卸下驮子,争先恐后把驮子扛过去,再驱赶着牲口泅水渡河。驮子轻的也有一百二十斤,重的达一百四十多斤,机要设备达到一百八十多斤。

铁索桥不到两米宽,离水面竟然有二三十米,人踩着稀稀拉拉的窄木板,再扛上那么重的驮子,随时都有失去平衡掉下去的危险,场面极其惊险。那一路接连过了四五座铁索桥。最长、晃得最厉害的要数泸定桥。这座当年红军十八勇士抢夺而闻名于世的铁索桥,长达一百多米,父亲他们连续过了三个多小时才过完。

从二郎山到泸定桥,东西两面气候截然不同,泾渭分明。下到泸定桥,在大渡河畔,感觉海拔骤然降低,就好像刚才还在山上过冬天,现在居然在大渡河边享受夏日的温暖。

康定是进入藏区的门户,出了康定,向西进发,当地人称“出关”,意味着进入了藏区,也称为康巴区,海拔越来越高。进入康巴区的第一座高山是折多山。此山藏语为“居拉”,意为“肠子山”,因盘山小路弯弯曲曲状如肠子而得名。

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百里之内荒无人烟,山上空气更加稀薄。尽管内地三、四月正是艳阳天,此地却冰冻三尺,寒风凛冽。父亲和战友们普遍有强烈的高山反应,他们呼吸急促,心跳过速,嘴脸干裂,还出现脸肿、眼肿、流鼻血、头晕等症状。经过艰苦努力,他们终于顺利地通过了进军途中这一座高海拔的大山。

  4月28日,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行程700多公里,最终北路先遣部队三千余人精神抖擞地进驻康区重镇甘孜。甘孜是进入西藏的东南门户,在支援进军西藏,特别在支持昌都战役中,地位十分重要。


二、甘孜休整   备战昌都

到达甘孜后,上级命令在此休整。

部队经过长时间高强度的高原大山行军,大家都已精疲力竭,但热情依旧不减,还是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同时粮食已吃完,需要马上购买补充。从出发到现在终于停顿下来,有如此好的机会可以好好休息、洗洗衣服、缝补缝补,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

但是,没等大家怎么放松下来尽情地休息一番,上级的通知下来了,要求广大指战员学习《立功条件》、《进军守则》,以及《藏民的风俗习惯和禁忌》。通知下达后,全军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立功运动和学习民族政策的高潮,推动了进军西藏的思想动员教育工作更加深入扎实的开展

父亲通过不断学习,受到了很大启发和鼓舞。他决心从思想上做到打破民族隔阂,融洽藏汉感情,要以实际行动多为西藏人民谋福利。

学习促进了部队思想的不断提升,大家积极行动了起来,利用修整间隙帮助当地藏族群众背水、劈材、扫地。由于父亲家是祖传中医,耳濡目染,他向父辈学了一点中医,因此父亲主动申请参加了为群众治病的医疗小组。他尤其擅长针灸,为当地十几位藏族百姓进行了针灸治疗,他们夸他医术很好。能为民族团结做些事,使父亲倍感欣慰。这些感人的故事,成为甘孜军民颂扬藏汉关系的佳话。

当地藏民群众说:“我们见过国民党部队,也见过藏军,都是抢我们的,吃我们的。只有解放军是给我们、帮助我们的。”淳朴善良的藏族群众知道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后,就迸发出巨大的拥军热情。部队初到甘孜,房东外出时都把门锁上,后来不但不再锁门,还请战士帮助看家。部队借住藏胞的房子,一般都是住在楼下(楼下是牛羊圈)。军民关系密切以后,群众一定要部队搬到楼上去住。他们称赞:“这次来的汉人军队和过去的汉人军队就是不一样,是‘嘉萨巴’(新汉人)”。“新汉人”成为藏汉民族团结的纽带,使党的民族政策结出了硕果。

刚到甘孜不久, 由于缺乏粮食,每天定量供给的粮食根本不足于维持大家的体能,大家又都是精壮汉子,饿的饥肠辘辘。部队不得不开展“挖野菜、捕麻雀、捉老鼠”活动救急。然而当地寺庙却传出话来:“田鼠是地菩萨,麻雀是天菩萨。”为尊重藏族群众的风俗习惯,部队不得不停止捕捉鼠雀。当地藏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举起大拇指称赞我们的善举。这样的“断粮危机”持续长达一个月,被称为“甘孜一月”。 后来,经过飞机空投粮食,以及部队向当地进步头人、土司购买粮食,还采取把一部分部队派到其它地方执行任务,粮荒才得以缓解。

过了一个阶段,有的部队被派去修建甘孜飞机场,有的修路,有的被派到金沙江东北岸、东岸,靠近昌都的邓柯县、德格县、理塘县等地区进行侦察敌情,做好解放昌都的准备。父亲和其他机要交通人员一道马不停蹄地把指挥部首长的指令、作战命令日夜兼程地从甘孜送达攻击昌都的前沿阵地。父亲他们此时的任务既艰辛、又危险、又刺激。任务重大而深感使命在肩,由于高原缺氧,长途奔波马受不了,中途多次换马匹,但人再疲劳也得坚持,务须争分夺秒把文件送达目的地,来不得半点懈怠、拖延。

昌都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根据当时康区的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父亲被调到了新的岗位,任十八军第一办事处九兵站军邮转运三站站长兼任九兵站党委下属支部委员兼党组长。他们九兵站军邮三站工作地点在昌都市江达县岗托村-西藏第一村。十八军在金沙江渡口用牛皮船过江,到达岗托村,打响了解放西藏的第一枪。为纪念战斗的胜利,十八军战士在金沙江渡口的一处山壁上,书写了“西藏”两个大字。顾名思义岗托也被成为“西藏最早升起红旗的地方”。

父亲结束了他在甘孜长达半年之久的火热战斗生活,但那段战斗经历时不时萦绕在他脑海里,久久难以忘怀。

三、再驻甘孜  情系军邮

   父亲在西藏第一村岗托九兵站军邮站工作了近一年,上级为了加强波密分工委军邮工作,一纸调令把父亲调到了波密警备区搞军邮工作。上级领导找父亲谈了话,安排他担任波密警备区军邮支局下属的一个军邮站任站长兼任波密分区机关支部委员。刚一上任,父亲就听说波密分工委书记、波密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名叫苗丕一  ,是山西长子县人,待人非常热情,没有官架子。当时,父亲忙于熟悉军邮站新环境,处理南来北往的军邮信件、加急文件,没有顾得上去拜会这位大首长老乡。不过父亲心中也不断嘀咕:“人家那么大的官,不一定愿意搭理他我这个小老乡。”意想不到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这位大首长。一次,父亲军邮站收到了一封加急文件,邮件上标识要求分工委书记亲启。当父亲亲自把邮件送到苗书记办公室时,秘书说苗书记到下面视察工作去了,距离机关所在地六十多公里,估计今天不一定回得来,机关又抽调不出人手去送,怎么办?十万火急,一刻也不能耽误,父亲主动请缨,又带了一位军邮人员,把加急文件装好,骑上马,向苗书记视察的地方疾驰而去。在本次送文件途中,父亲他们遭遇了土匪,他俩一边还击,一边伺机摆脱敌人,在天傍晚时分,用了近四个小时把文件安全送到。当苗书记看完这份文件后,意识到了当时事态的严重性、紧迫性,当场表扬了父亲和他的那位战友。他说:“幸亏你们送的及时,要不然就误大事了”随后,苗书记顾不上处理其它事情,骑马连夜要赶回驻地机关处理紧急事务。没想到,事后父亲他俩受到了波密分工委、警备区司令部的大力表彰,还立了三等功。

父亲在波密军邮站前前后后工作了将近三年,尽管环境艰苦,工作强度大,责任重大,但父亲始终牢记入党誓言,牢记初心,在工作中践行着初心。波密工作期间,父亲多次聆听苗书记的讲话和悉心教导。苗书记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小于,你年龄还很小,要不断学习文化知识和藏文,要多熟悉藏民的风俗习惯;军邮工作很重要,不能马虎。”看得出来,苗书记很喜欢他这个山西小老乡。在苗书记的关心和鼓励下,父亲的思想进步很大,军邮站工作搞得很出色。

正当父亲在波密军邮站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时,1955年1月的一天父亲接到一份调令,调他到解放军成都至拉萨线甘孜办事处军邮站任站主任,负责办事处军邮站一切事务。父亲没有半句怨言,拿上调令,交接完波密军邮站工作,没有来得及向老首长苗书记辞行,第二天随即扬鞭策马,日夜兼程,不顾鞍马劳顿赶赴甘孜办事处军邮站上任。

由于甘孜处于康巴区进入西藏的东南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甘孜军邮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西藏与内地联络的中枢。正因为如此,办事处领导多次来军邮站督查工作情况,父亲每次在军邮站会上都要强调军邮的重要性。他说:“不论是战士们的往来家信,还是公务邮件同样重要。”军邮站每天晚上都要开总结会,总结一天工作情况,收到多少邮件,发出去多少,押运邮件的几个组按时回来没有?押运组长们还要汇报送邮件情况,包括路途遇到的突发事件。军邮站的工作可谓事无巨细,责任重大无小事,丢掉一封普通信件,都要追究责任。

当时,康巴区形势不容乐观,匪患很严重,不时威胁着军邮站押运员的生命安全,不像内地到处是一片大干快上,喜气洋洋的景象。但是,大家思想觉悟都很高,不惧危险,克服高原缺氧、生活不便,不怕苦不怕累,日复一日奔波在康藏线上。尤其甘孜周围地区在送邮件的路途中,往往存在着许多安全隐患,路上经常受到土匪的骚扰。两位押运员骑着马,赶着四五只牦牛,每个 牦牛身上拖着两个大驮子,缓慢行进,送一趟有的时候需用8-10天的时间。不过,公务加急邮件或文件,就得骑马 加急送,为了安全,甚至用三轮摩托车,或吉普车押送。

利用休息间隙,父亲还要组织军邮站工作人员到甘孜镇藏民居住区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用关心藏民群众的实际行动确保不让一位藏民群众误解我们驻地解放军,让藏民群众相信党、相信“金珠玛米”,不要受任何坏分子的挑唆与解放军搞对立。宣传的效果很不错,经过驻军的共同努力,汉藏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纽带在不断加强。能为汉藏团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父亲与军邮站的战友们由衷地高兴。因为他们的心愿就是让所有藏族同胞摆脱农奴主的欺压,过上衣食无忧的辛福生活,让藏民的锅庄舞在雪域高原欢快地舞起来,让汉藏世代团结,结出硕果累累,让美丽的格桑花开遍雪域高原。

十八军谭冠三政委铿锵有力的一句话:“你们记住,此去西藏,如果我为西藏献身了,请一定把我的骨头埋在西藏”震耳发聩,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感染着父亲,深深地在父亲的心中扎下了根,激励着父亲守初心、践初心,为藏汉和谐、稳定、团结无怨无悔地战斗在康藏线上。正所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作者:于雁军